[一周读]张贤亮:我的人生是部厚重的小说
上传: 龙永忠     更新时间:2014-9-29 16:54:03

2014927日中午,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癌症晚期,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

 

张贤亮,1936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民来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一亿六》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80年的《灵与肉》、1983的《肖尔布拉克》、1984的《绿化树》),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9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牧马人》、《黑砲事件》、《肖尔布拉克》、《龙种》、《异想天开》、《我们是世界》、《男人的风格》、《老人与狗》、《河的子孙》);作品译成33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之一,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英国《卫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本《产经新闻》、德国电视台、瑞典电视台等世界著名新闻媒体都对他十分关注,国内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都对他做了大量报道。19921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如今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是宁夏集观光、娱乐、休闲、餐饮、购物、体验于一体的重要旅游景区和中国西部题材、古代题材的电影电视最佳外景拍摄基地,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被国务院和文化部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保护性开发综合实验基地”;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aa级旅游景区,同时获得三项殊荣的旅游景区全国独此一家,被宁夏回汉乡亲誉为“宁夏之宝,中国一绝”。连续多年获得宁夏旅游局及银川市旅游局授予的“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镇北堡西部影城2004918日成功接待了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20058月又成功接待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八次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全体主席团成员对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景观建设一致给予好评。

 

作为一个作家,通过创办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贤亮积累了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出“文化是第二生产力”的论断,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成功,证明了文化在科学技术之后也是产生高附加值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另一类范例。在北大国际mba论坛上,张贤亮应邀发表《西部企业管理秘笈》的讲演,介绍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偏低的投资环境中如何管理企业的经验。1997年张贤亮发表了20万字的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劳者有其资”,“为资本主义平反”和私有财产社会化的论点,首次大胆地提出“私有制万岁”,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为我国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贤亮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名誉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曾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个人曾获得银川市“创建优秀旅游城市有突出贡献的个人”荣誉奖、被中国文化部评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及获得“希望工程特殊贡献奖”、200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慈善人物”和“中国十大收藏家”“中国十大才智人物”“影响宁夏50年人物”,2010年被评为“宁夏慈善大使”。

 

2010年初开始,张贤亮先生以个人名义每年捐赠150180万元对宁夏贫困的患者实施“救生行动”。近年来,救助患者达到百余人次,他关爱弱势群体的行动在社会中起到了巨大的反响。对于自己的员工,张贤亮先生永远使用人性化的管理并严格要求,教育他们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永远要伸出援助的手,每一个人做人都要学会感恩!(人民网银川927日电)

 

 

1.张贤亮其人

张贤亮,男,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立体文学作品:镇北堡西部影城、老银川一条街。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2.张贤亮自述:我的人生是部厚重的小说

岁月剪影:

1950年代初读中学时,我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我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我在这里已经有16年了。

时下大家关心的生活与问题:

有记者提到,你写的小说越来越少了,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期》,你已经有10年没有长篇小说了。

事实上,我已经写好了一部关于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一直放着反复在改。说实话,我挺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值,这部小说发表出版会让他们失望,因为现在的读者的趣味已经被电影、电视剧改变了,他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看一部和现实无关的小说吗?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不够宽容,评论家不读小说,不关心小说的思想、主题,随便翻翻可以写一大篇评论来,另外一种就是骂派批评,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抱着找不是的态度写文章,还有人身攻击,太极端了。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

中国文学后起的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他们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对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坛上继续引起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作家没有发表东西,不代表着他不在写作。现在写东西,时间不是问题,自我挑战才是最大的问题,《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100位优秀作家有我一个,100本优秀小说也有我的作品。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所以我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个东西是适合写哲学论文的,很难把它写成小说,我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要超越这些作品有困难。

我的小说,万变不离其宗。我一直在想,我们总在提社会进步、人类进步。而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体上,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化,它的内在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里的沉浮,他的行为、个性、性格、为人处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在这个思考的背后,我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100多年的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这个年纪,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写这种东西比较适合,对生活命运都有了一些体验。在小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社会,关心着人的命运。

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另外我认为,伟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时间。10年过去了,与我同时在文坛上竞技的同辈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

又有记者问:你在20051期《收获》专栏《亲历历史》中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潮。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资源。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潮,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3.主要作品

一、《灵与肉》

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窗外,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而在那儿,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开阔而充实。他到了这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可是,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而是的的确确的现实。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父亲把手一挥。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现在,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跷着腿坐在沙发上。“我一到大陆,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他想,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但又怎能忘记呢。

二、《边缘小说》

从澳大利亚回来即病倒,躺在床上静养。忽然接到沈寒冰先生从雪梨打来国际长途,说是他和友人要办份消遣性的杂志,希望我写篇短文。想起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情接待,一张张友好的面孔便浮现出来。来自大洋洲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即使病,也得在病中谈消遣。其实小病也是一次消遣,这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过要病得恰到好处,既不要命又不会落下后遗症,而且不至于“穷病潦倒”,能付得起医药费,这病便是享受了,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味道。

据说拿破仑是把工作当做消遣的,当然自古到今这类患工作狂的人还很多。现在的富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消遣。g.l.f——绿色、阳光、散步,多么美好!别说执杆击球,听听都让人舒服。我不会打高尔夫,却常在球场外见爱好者拿着球杆悠哉游哉地走。

三、《初吻》

暑假结束以后的新学期,我换了一所学校。妈妈说我已经是中学生了,不能像读小学那样,随便哪个小学都行。妈妈说这所中学是所著名的中学,她还是托了人说情才把我送进去的,因为像这样著名的中学一般是不收插班生的。妈妈叮嘱我好好上学时,又像惯常那样含着眼泪。我害怕看她的泪眼。妈妈平时是喜欢笑的,只要她眼睛里涌出了泪水,那就说明她和爸爸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事,但总是些可怕的事吧。她每次用泪眼望着我,我总扭过头去,回避她的目光,心一面怦怦地跳着,一面向往着外面大好的春色。那时,柳树早已垂下了嫩绿的枝条,庭院里的两株桃树也开出了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我们院子里还有一株粗大的古槐,那上面经常停憩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我要出门时正叽叽喳喳地叫得热闹哩。

四、《绿化树》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五、《一亿六》

本书叙述的是中国未来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是怎样形成胚胎的。到本书结尾,这位伟大的杰出人物还未诞生,只不过在母体里受孕了而已,所以,本书可以看作是他的前传。

四十多年后,即到二○五○年左右,全世界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位中国伟大的杰出人物。但是,目前他的父母亲戚与他们的朋友情人等等,绝大多数不仅健在,有的还很年轻。为了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的生活在当前不受干扰,因而作者尽可能不写出他们的真实名字。为了叙述方便,有的地方必须要有人的姓名及机构名称作为符号,作者就随意起个姓名名称。如果今天现实中有人的姓名与机构名称与作者随意起的姓名名称雷同,纯属偶然,务请不要对号入座。

六、《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石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会死亡,变成一撮尘埃。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

七、《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八、《老人与狗》

这条狗和农村里千千万万条狗一样,它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更不是一条名贵的纯种狗。这是一条黄色的土种公狗。也许,它的毛色要比别的狗光滑一些,身子要比别的狗壮实一些,但也从来没有演出过可以收入传奇故事里去的动人事迹。它的主人呢,也和农村里亿万农民一样,如果不是我在他所在的生产队劳动过,如果不是他和他的狗的特殊关系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不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农村老汉。这是一个约摸六十岁的孤单老人,个子不高不矮,背略有些驼,走起路来两手或是微向前伸,或是倒背在身后,总是带着一副匆忙而又庄重的神情。闲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蹲在墙根下或是盘腿坐在炕上出神,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了一锅又一锅。他酱紫色的脸上虽然勾画着一道道皱纹,但这些皱纹都是顺着面部肌肉的纹理展开的,不像老年知识分子面部皱纹那样细密。他的眼睛不大,眼球也有些浑浊,不过有时也会闪出一点老年人富有经验的智慧。当然,他的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但并没有秃顶。总之,你只要一见到他,就能看出他虽然带有一般孤独者的那种抑郁寡欢的沉闷,但还是一位神智清楚、身体健壮的老汉。他在生产上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有时种菜,有时赶车,有时喂牲口,生产队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从不计较工分报酬。

九、《河的子孙》

阳落在人面峰背后的时候,魏天贵赶的驴车刚好走到公路侧坡上的那条岔路,借着一股冲力,哐嘡哐嘡地顺

河的子孙

河的子孙

坡溜下了沿着河岸的古道。于是,柏油路上呜呜的汽车声渐渐远了;稀薄的暮色,从东边,从黄河的河滩那边倦倦地弥漫过来。这一片淡蓝色的暮霭,似乎滤去了所有的噪音。现在,只有“格——格”的蛙鸣,不时懒懒地从这里或那里响那么一两声了。走到这里,才算走出了城市,踏上了农村的土地。西边,越过柏油公路如长城一般的路基,可以看到绵延的群山的最高处,落日的余辉勾勒出了人面峰的轮廓。它名副其实,真像一张仰面朝天的人脸。山顶上的平台如同宽阔的前额,一块突出的巉岩和那下面陡峭的绝壁,构成了高耸的眉棱和深沉的眼睛。往下,一条倾斜的山梁和山梁尽头垂直而下的高崖,是略带傲气的鼻子。接着,一道线条明晰的锯齿形的山峰划出了两片紧闭着的清秀的嘴唇,最后,一座圆顶的高岩给整张脸安上了一个倔强的下巴,它在山脊上躺了不知几万、几十万年了。

十、《浪漫的黑炮》

有人以为写小说很困难,以为这种脑力劳动一定有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诀窍,或是绝对地需要天才,需

浪漫的黑炮

浪漫的黑炮

要灵气,需要超于常人的想象力。其实不然。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故事,几乎能俯拾即得。你看看,这条大马路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走着的芸芸众生,有的悠闲自在,有的兴致冲冲,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目不斜视地埋头赶路,有的成双成对地勾肩搭背、旁若无人地遛达……还不说那些骑自行车的、坐在电车上的、站在公共汽车上的和靠在小轿车舒适的沙发上的许许多多人了。你只要盯住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你有一股钻劲,有一股韧性,有一副不刨到根、不盯到底决不罢休的执拗脾气,那么,你一定会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一个甚至若干个有趣的故事。你把他的事和围绕他展开的事原原本本地照实记录下来,就是小说了。

十一、《青春期》

到八十年代初,我已活了五十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过去只知道有个词叫“青春”,第一次读

青春期

青春期

到它的时候刚刚六岁,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给我启蒙的老师是重庆南岸乡下的一位老秀才,但他并不是重庆人,母亲说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逃到“陪都”来的,被四川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的一类。如今我想起他,就不由得佩服连环画家和影视化妆师再现历史面貌的本领,现在画面中凡出现过去的私塾先生,都与我这位启蒙老师十分相像,包括那顶古典的瓜皮帽,因而也使我总忘记不了他的模样。他只教我家族中的几个子弟,开学就念《唐诗三百首》,不像一般私塾先生以《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为教材。他好像很喜欢杜甫的诗,我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冷僻的“岱”,让我好久在别处找不着它。一次,他念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时候,突然把书本捂住脸痛哭失声,真正“涕泪满衣裳”起来。鼻子摸得匐匐作响,听到那样大的响声,谁都会惊奇此人的鼻孔非同小可。他哭得全身骨头发颤,特别是颔下一绝花白的胡须抖动得更厉害,眼泪鼻涕随手往书案上抹。看到一个大人,又是我们一向畏惧的老师居然跟我们一样也会嚎陶大哭,下面一群六、七岁的孩子哄堂大笑,哇哇乱叫。从此我们也就不再怕他了。

十二、《习惯死亡》

我记不清楚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杀死他。当然那肯定是我和他分离之后。但当初我审视他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他变得使我越来越不能容忍,还是以后的事情。可是事情竟然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和我的愿望最终趋于一致。在我让他应该死的时候,他自己已欣然同意将躯体交付死亡。这省却了我许多事,省却了许多烦恼。在他死的那一刹那,我们终究合而为一,那一刹那无比愉快,愉快得超过了和任何女人的任何一次做爱。

十三、《无法苏醒》

直到他锒铛入狱他都不相信眼前经历的一切是真正的现实。逮捕他的时候,公安人员还面带笑容,好像来逮捕这样一个全市有名的大企业家、著名的发明人、数项专利的拥有者,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临上警车,警察拉开车门,还轻轻地扶了他胳膊一把,礼貌得像香港大酒店门口的“红头阿三”,所以他也向警察笑了笑,“还是同样一个梦。”他想,每次做这样的梦,做他又被逮捕又被劳改的梦,他都既害怕又惋惜。惋惜的是这样的梦总没有结果,做不到他“平反”就半途惊醒。一截一截拖着的梦,每段的尾巴都是悬念,使他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这次看来像真的似的,一定要把它做完。”于是他便顺从着,丝毫不辩白不抗拒,跟着警察走,甚至走得比警察还快,仿佛他自己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他也的确轻车熟路,果然一下子就走进了监狱。

十四、《肖尔布拉克》

1960年,年仅17岁的李世英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和饥饿的故乡,只身闯到新疆谋生。为了帮助两个素不相识的家乡姑娘,他卖掉了身上的衣服,甚至把刚找到的工作也丢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老司机徐师傅,热心的徐师傅收下他当了徒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感到苦闷、寂寞的李世英满心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在车队司机们的关心下,他匆忙地与从陕北逃荒来的姑娘巧珍结了婚。婚后,尽管李世英对巧珍百般体贴,可是巧珍却始终是冷冰冰的。她像佣人似地侍候着李世英,脸上整日没有一丝笑容。几个月后,李世英终于从同队司机们的口中得知巧珍有了外遇。他感到震惊、痛苦,不愿相信。在他愤怒的质问下,巧珍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巧珍与春生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由于家乡闹灾荒,巧珍的爹娘都死了,她只好到新疆来投靠姨妈。巧珍寄人篱下,未婚夫又音讯杳无,只好由姨妈作主嫁给了李世英。婚后不久,春生千里迢迢来新疆找到巧珍。她爱春生,可又不忍心伤害真心爱她的李世英。为了成全这一对有情人,李世英和巧珍离了婚。7年后,有一次李世英在开车去南疆的路上,遇到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妇女搭车。她是上海知青,名叫叶娟,和儿子小远回连队驻地肖尔布拉克。路上,李世英发现小远病得厉害,便连夜开车把叶娟母子送到库尔勒医院。小远得救了,劳累了一夜的李世英却悄悄地离去了。这使叶娟深为感动。几天后,李世英又到医院探望小远,并送叶娟母子回肖尔布拉克。路上,叶娟向李世英诉说了自己下乡后遭连长凌辱,生了私生子小远的遭遇。叶娟在逆境中不低头,不沉沦的坚强意志深深吸引了李世英,也点燃了他心中爱情的火花。两颗同在苦水里泡过、金子般闪亮的心相撞,两个经历过生活磨难的人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十五、《男人的风格》

《男人的风格》讲述了: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十六、《我的菩提树》

这是一个未被苦难击倒,热爱生命的故事,已在世界各地流传。一个因一首抒发胸臆的诗而被打为「右派份子」的年轻人,从此展开了他长达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饥寒与疲累交错中,还必须不断地承受精神上的折磨,他只有藉一枝秃笔,偷偷抒发卑微、无力的呐喊,像一株使自己心灵澄澈的「菩提树」。张贤亮检视当年的日记,以注释的方式,平静地,甚至是幽默地叙述最萧索荒凉的人生经验,充沛的文字中迸发出对生命的最大热爱,自然而然地为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的苦难下注脚。他以日记礼的形式,将小说艺术推上另一高峰。

十七、《小说中国》

这本书表达了我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理念及思虑,我绝不希望我的思虑不幸而言中,反而希望我是杞人忧天。在本书中我曾说过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完全是建立在农民的牺牲上的。我非常高兴中央开始高度关注“三农” 问题,不只取消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税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张贤亮是中国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宁夏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其作品被译成英、法、俄、日、德。西班牙、希伯来等27种文字,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1994 11月获美国传记学院的“国际文化荣誉奖”。说起张贤亮,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上世纪80年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发表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以其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和新锐的思想,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进入90年代后,在“文人下海”的一波热潮中,张贤亮在宁夏创办了一个影视娱乐城,以“出卖荒凉”著称,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现在的张贤亮已经集作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于一身,本书精选了他的佳作5篇,从中你可以品到这位“作家与企业家”型文人的绝代风采。

十八、《感情的历程》

本书收集了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三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初吻》等。张贤亮尤其擅长描写男人和女人复杂而微妙的原欲冲动。其作品大多反映男女之间最原始、最本质的情感关系。

十九、《张贤亮近作》

本书可以说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有实用价值的一本书。本书中有关企业管理及文化产业的见解对读者将会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正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读者。读者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观点和意见是新颖的。

在书业和读者中颇具影响的“文汇原创丛书”,又推出新作了,本散文集《张贤亮近作》就是其中的一本。本书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在宁夏创办西部影城等文化产业的精彩片断,并对西部的人物和社会现象进行了诙谐和犀利的评点。

二十、《我与镇北堡》

镇北堡西部影城,无可置疑地向当代人宣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化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文化艺术能极大地提高商品的附加值。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后,文化艺术品将是最昂贵的商品之一!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拍摄影视片不再需要现场的实地作为背景,所有背景甚至演员都可用电脑制作;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西部影视被来此拍片的剧组利用得无可再利用的场地了,到那时,西部影城将会成为一座电影电视剧的历史博物馆而存在,并且越来越具有历史价值,永远矗立在宁夏在地上,永远是银川的一道美丽风景。

本书是“宁夏旅游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宁夏旅游景点——华夏西部影视城。全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将这个景点的特点一一叙述出来,并附有精美的彩页,是一本实用的旅游指南。

二十一、《张贤亮精选集》

说起张贤亮,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上世纪80年代,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进入90年代后,在“文人下海”的一波热潮中,张贤亮在宁夏创办了一个影视娱乐城,以“出卖荒凉”著称,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现在的张贤亮已经集作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于一身,本书精选了他的佳作5篇,从中你可以品到这位“作家与企业家”型文人的绝代风采。

二十二、《人很重要》

是的,世界上最痛心的莫过于被最亲近的人误解。是的,世界上最痛心的莫过于应该最关己、他的人却对他最冷淡。这会使人特别感到孤独。这种孤独感最能摧毁人斗争的意志。

艺术会使人陶醉,思想也会使人陶醉。如果艺术和思想都是上品,那么这就是双料的醇酒。

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五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五千年来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方面的,还是外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都在短短的二十年间猛地一下子翻转过来!

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已经逐渐替代了那些看起来颇为吸引人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的空洞理想。

二十三、《土牢情话》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嚅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二十三、《壹亿陆》

2010年,74岁的张贤亮发表了描写未来精子危机的长篇小说《壹亿陆》,在小说中,张贤亮以未来世界中人类遭遇精子危机为主题,描写了社会各方人士为争夺某个优异“人种”展开一场争夺战的故事,文章一发表,便引起极大反响与争议。有人指责他的小说太荒诞,有人认为太低俗。而他的早期作品如《灵与肉》、《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也曾因“低俗”问题饱受争议。

对于这样的质疑,张贤亮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作品中的“性描写”不低俗、不露骨,适可而止。而且他会在小说中表达一些严肃的主题。“我写到时代问题,直指当代现象,意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比如在《壹亿陆》中,我反映人类的衰亡趋势,精子危机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许多人却觉得有些荒诞可笑。我相信我写得比那些美女作家含蓄。”

   (新浪读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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