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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合合的文科理科:当高考闯入人生
上传: 邓素珍     更新时间:2014-10-27 10:35:34

1977年恢复高考[微博]后,那一年的高中生实行了文理分科

  那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口号影响了很多人

  记者 张苗

  短发、圆脸、微微凸起的肚腩,54岁的张旭东看上去就像这个年龄的男人应该有的模样,稳重、大方,还有一点点微胖。

  他现在的身份,是杭州华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创办的这家企业是浙江省数控电火花放电加工机床领域的领头羊,已经干了几十年技术工作的他,每天还要把大把的时间放在科研上,“管理倒是尽量请人来做,技术上我还要带领队伍。”张旭东交叉着双手,语气平淡,用词短促,只说事情,很少感叹,十足的理科男形象。

  38年前,16岁的张旭东成为了杭州市第十四中学的高一新生,那个年代的高中只有两年的学制,两年后他和全国610万考生走上高考考场。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方兴未艾,1977年9月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国家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对于张旭东这一代人来说,“高考”是突然闯入了自己的生活,而他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文理分科的高中生。这个选择,对他以及他的同学们来说,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今后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为什么选择理科

  1977年9月,高二新学期开始,“你喜欢读理还是读文?”在一次课间,班主任叫住了正在埋头看书的张旭东,“当然是读理了。”张旭东脱口而出,没有经过一点犹豫,接着又捧着书读了起来。

  张旭东还是高一新生的时候,他的老师带着他们参观过浙大[微博],“看,这里就是工程师的摇篮。”站在浙大校门口,听着老师的这句话,梦想一下子固化了起来,“长大后造飞机和军舰”成了张旭东这时最大的愿望。

  没几天,班主任在班上念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包括张旭东在内一共有五六名同学,“听到名字的人,到一班去报到。”

  摸不着头脑的几位同学拿着书本背着书包来到了高二(1)班的教室,“后来才知道,学校设了两个重点班,1班是理科重点班,2班是文科重点班,都是各个班级里学习比较好的学生,组织起来促进学习,让更多学生能考进大学的。”

  高二(1)班一共有近70名学生,女生数量只有10多人,大家开始了对数理化知识的深化强化学习。和普通班不同,重点班的学生每天晚上还要留在学校里上课。

  张旭东和新的同学们聊了聊天,对于为什么选择理科班,所有人的理由都出奇的一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当时全中国校园里最响亮的一句口号。

  第一个理科班是怎么学习的

  “当时一共考6门课,语文、英语、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老师也不知道高考会考什么,那时候也没有题海战术,就是结合课本,琢磨出更难的题目给我们做。”这是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最大区别。

  在恢复高考后的这一批高中班级里,老师和同学们才刚刚开始高考复习模式的探索,“当时的思想很单纯,大家就是想好好学点东西。”至于能不能考上大学,这更像是一种“老天的恩赐”,“能考上当然最开心了,考不上也不觉得有什么。”即使是专科毕业,也是能分配到工作,相当于有了一个稳定的铁饭碗,下半辈子的生活都稳妥了。

  在政治课的学习上,张旭东和他的同学们采用的是现在看来有些“笨”的方法——死记硬背,“从家到学校三四公里的路,走在路上的时候背,在公交车上背。”

  不过语文和英语两门课,绝大多数人抱着半放弃的态度。首先是因为兴趣不大,其次,这两门课的内容太广泛,死记硬背的效果实在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觉得这几门课学得再好,以后的工作也用不上。

  在理科班学生最爱的数、理、化学习上,大家自发采用了现在看来最科学的学习方法——抱团学习,“班里的同学学习都不错,大家课后都喜欢凑在一起讨论题目。几个住得近的同学,就轮流到对方家里一起学习。”

  那时候买不到各种教辅书籍,教科书被他们翻了个遍,但这些知识点没法满足他们愈发旺盛的求知欲,怎么搞到题目成了一件难事。除了老师偶尔出的几道题目外,这群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理科生们各显神通,张旭东央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为他从浙江省图书馆借来苏联出版的理科书,“这些书不是科普书也不是教课书,比如有的讲物理学的动能,里面有公式,有例子,也有一些题目。”张旭东搞来的理科书一下子就成了大家手中传阅的抢手货,“就像现在小年轻排队抢iphone6一样。”大家要赶在还书之前将整本书一字一句抄下来。

  这样的重点班是杭州第十四中学为了“应试”应运而生的,不过大家都没有把“应试”放在心上,对于他们来说,考上大学和中了彩票差不多,“为自己争气、为爸妈争气、为国家争气的感觉特别强烈,那时候考试也从来不排名,成绩出来以后,就和关系好的朋友对比一下,暗暗比较,下次再超过他。

  张旭东的高考

  在这样一年的重点班学习后,张旭东和他的同学们迎来了高考。6门课,其中英语不记录成绩,所以满分是500分,“能考成什么样,心里没有个底。”

  政治课,死记硬背的内容发挥得还算正常;语文,考的一般般;英语,半放弃状态下只拿了30多分;数学、物理、化学,“考这几门课的时候才发现,高考卷子原来这么简单,我们平时自学的内容比它们难多了。”这几门课张旭东发挥得都很好。

  最后张旭东考了360多分,大多数分是数理化三门课给挣的。在那届高考里,390多分就属于能进北大、清华[微博]的水平了。

  张旭东被当时的杭州大学物理系录取,“理科重点班全班60多个学生,只有三个人没有考上大学。”

  从这个角度看,那时杭十四中的重点班策略非常成功。

  文理分科对他们的影响

  高考毕业后多年,这个理科重点班没有举行过几次同学会,不是大家不愿意开,是因为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后出国做了研究,“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出了国。”当年“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在他们身上很直观地体现了出来。“在大学做老师的,做企业的,做研究的,几乎没有进入仕途的。”张旭东说,而当年隔壁的文科重点班,现在不少人在政府部门身居高位。

 

  在杭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张旭东也曾有机会进入公务员[微博]队伍,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选择,“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在企业里才好,待遇福利也高,不觉得公务员是金饭碗。”

  大学毕业后,张旭东面临着法院、公安局和工厂三个分配方向,最后他选择了去电机厂,理科男选择了最适合他的环境以及和专业对口的岗位。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张旭东下海办厂,又把企业搬回了杭州,做到了浙江省领先的地位,每天早上7点钟,张旭东的生物钟就叫醒了他,开车20公里到位于转塘的企业。周末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休息,他现在最大的乐趣,是抱抱、亲亲刚出生不久的孙女。而他的爱好,还是做技术,张旭东的另外一个头衔是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校外兼职导师,他每年还有带研究生的任务,

  “想想我们那时的学习劲头,再看看现在,愿意从事基础装备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张旭东叹了口气,在他的工作领域,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社会对待文理科的态度变化,“如果说我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领域优秀人太少,才给了我机会。”  本报记者 张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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